妈妈对潘辛格（Pinehinge）中学激动不已。“你肯定会爱上它，道格。任意选修课程，没有必修课。想学就学，不想学就不学，想学什么学什么，这可是真正的‘自由学校’。”

听起来很诱人！事实上，学校的“自由”远超预期。老师都是懒散的嬉皮士（译者注：以公社或流浪式生活方式反现实社会的人群）。整所学校只有三条规定，当然也会被直接忽略：禁毒，禁性，禁止打架。

宿舍男女同楼，如果愿意，同寝室也行。全校共有四十名学生，八到十八岁。

不想起床？可以！不想上课？可以！不想吃饭？可以！很可能最后一条是导致学校关门大吉的“罪魁”。

随意选修？好嘞！我们学了如何吸胶毒，如何酿啤酒和制迷幻药。上课随便抽烟，甚至抽烟草或大麻。在学校我遇到来自布鲁克林区的杰伊，他教会我入室行窃的细节和窍门。

杰伊和我有些共同点，我们的母亲都是犹太人。他父亲曾和黑手党有瓜葛，被杀死了。尽管他已经十五岁，而且很聪明，但他只认识一个字，就是信号牌上的“停”。他有要命的布鲁克林口音，土生土长的纽约人都很难听懂。他比我更野、更疯，也更有自我毁灭的倾向。寒冷的冬夜，他带我去缅因州闲置的夏季度假村，教我如何破门而入，以及如何藏匿战利品。

反正可以随心所欲，我只选修很少的几门课，其余时间都浪费在陪哥们和追女孩子上了。我还修了体育课，特别是滑雪。大多数学生都有圣艾布拉姆山的季节通行证，学校每周三次送学生去山上的滑雪胜地。我的滑雪水平突飞猛进。我和杰伊在上山的滑车上抽大麻，然后以玩命的方式飞下斜坡，毫不担心受伤甚至丧命。我鼓动他从某高地往下跳，他跳了！他再找一处更高点挑衅我。我们常常失去平衡重摔在地，奇怪的是，从没有摔断骨头或者受什么严重的内伤。

一天我在学校公告栏看到一条通知：

希尔瓦精神控制法

学会如何猜中彩票，

医治病人，

掌控人生，

让你美梦成真！

听起来挺有意思，不妨一试。

课程持续了约两周。老师先提出新概念，学生讨论并提问，然后分小组实践。“潜意识比意识的能力更强大，”老师解释。我们学会在某种自我催眠之后，进入更深层的大脑。据说这是得到了上帝的授权、与上帝同工；事实恰恰相反。老师称：“耶稣发现了发挥大脑潜能的秘诀，因此才能医治病人。神就在你里面，你就是神。”我们对圣经一无所知，不明白那是在和撒但合作，也根本不知道圣经曾明令禁止这类邪术魔法，又警告过世人撒但也会化身光明的天使。我从没读过以弗所书6章12节，只是对老师的话深信不疑，也确实能感受到试验时有超自然的特异功能临到身上。

学生常常炫耀新近获得的超能力。一天我们站在大厅激动地讨论所谓的“试验”。

“我才不信呢！”劳拉嗤之以鼻。“你们以为发生的事，不过是臆想。”她没上这门课。

“千真万确！”我自信地宣布。“这里面有能力，我可以证明。”

“哦，好啊！怎么证明？”劳拉问。

“我能治病，”我说，“不，我能诊断出疾病再治病。你只要说出名字，我就能做到！”我积极迎战。

“你真敢？”她直视我的眼睛。我答，“时间、地点随你定，不见不散！”

我们约定晚饭后七点在休息室碰头。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，摆了几张椅子等她。

“请坐！”她如约而至，我们相向而坐。“你想让我诊治谁？”我问。

“请帮我诊断一个病人——说说她有什么病？”

“告诉我她的姓名和地址。”她给了我。只几分钟，我就成功地进入自我催眠状态，到达名为“阿尔法”的大脑层。我的脑海闪出一幅画面，有位妇女。我开始描述，“我看到一位女士，45岁左右。浅黑色皮肤，戴着眼镜，中等身材。”

“哦，不可能！真不敢相信！那是我母亲！”劳拉用手猛拍一下额头。

我开始给她体检，查到生育器官时，发现了问题。“你母亲有不孕症，她不能生育。”

劳拉的嘴张得大大的，“你怎么能知道？怎么看出来的？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，我是被领养的，我母亲不能生育。你能帮帮她吗？”

“我试一下，”我答。继续进入更深一层的潜意识。老师曾警告我们不要入得太深，否则会失控。我不记得自己怎样做的，但的确实施了某种精神外科手术。效果不详。但若当时的我拥有现在的知识，知道那是在交鬼，肯定后怕无穷！

埃文·欧文斯——最不平凡的家伙——和我成了铁哥们。他只有13岁，智商高达165。父母送他到潘辛格，希望发掘天才的极限，可他别无所好，只喜欢和我们一起喝酒、抽大麻。我认识的一些聪明孩子都很无聊，只有埃文例外。他有能逗人大笑不止的智慧，甚至看上去就充满喜感。他的头发得有30多厘米长，锅盖式的爆炸头更让人忍俊不禁，脑袋像个毛茸茸的蒲公英球。早上起床时，他的样子很怪，头发总倒向一边——睡觉压的。

“进城买六箱啤酒吧，”一天埃文提议，“这里太安静。”

“听起来不错，”我附议。我曾把生日从1957改到1952，骗到佛罗里达州的驾照，如此我便有了合法买酒的通行证。

缅因州的沃特福德小镇很保守，居民都是经常去教会的德高望众的好人，他们大多很反感潘辛格的学生，理由太充分了：我们这些嬉皮不仅外形像噩梦里的魅影：破衣烂衫、油乎乎的头发，还经常以污言秽语侮辱当地居民，甚至卖给小孩子毒品。

在店里买啤酒时，有个穿着迷彩、戴猎人帽的家伙盯着我们。以我在纽约街头的经验，立刻辨别出他脸上的疯狂与暴力。我努力甩掉恐惧，但他步步紧跟，出来后上了一辆皮卡，明显不怀好意。皮卡的后窗，有个放枪的托架，上面有一把来复步枪和一把霰弹猎枪。埃文也看见了。我们开上公路四百米左右，他发动马达悄悄尾随。

其实不难揣测他的企图：跟踪到城郊，到树林深处动手干掉两个嬉皮士，没人会注意，或者即使被发现了，也没人在乎。

埃文和我不断回望，努力保持镇静。突然，埃文倒吸口凉气：“道格！他停车了，他要拿枪！”

“快跑！”我喊。我们跳下车离开公路，冲进路边的树林。荆棘不停地刺到皮肤，枝条打到脸上，竟然都毫无感觉。剑拔弩张的气氛激发了肾上腺素的分泌，我们箭步如飞，很快把那个人远远甩在身后。觉得到了相对安全的距离，我们又钻进矮灌木丛。心跳的声音敲打耳膜，屏住呼吸时才惊觉胸口一阵刺痛。

不远处传来踩踏的声音。很快他停下来，以逸待劳，随后向灌木丛扫射，逼我们现身。枪声震耳欲聋，树叶被震得纷纷飘落。子弹从我们头顶嗖嗖穿过，射入身后的大树，更多的叶子落到我俩身上。几分钟后，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远方。

我们瘫软在地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悉悉簌簌的声音吓了我一跳。扭头一看，埃文正尽量小声地打开啤酒箱，纸箱里有六罐啤酒。

“你干嘛？”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不过也许，这个创造型天才正准备转移对方的注意力？可他只是拉开拉环，打开盖子。一路狂奔的摇动，啤酒沫窜得老高。埃文对着嘴先喝了一大口。

“要是死，我宁可醉死。”他轻声嘟囔，同时无所顾忌地狂饮第二罐。他站起身，向灌木丛外窥探。

“那家伙走了！”他耳语的音量大了些。我也尽可能轻地站起来，我们踮着脚尖，四处张望着挪向马路，一旦看到暴徒随时逃跑。

大约一百多米外又看见那个人。“他还在，在车里！”我惊慌地低喊。显然他算准了我们早晚得回公路，因此在守株待兔。

“有汽车过来！”我屏息告诉埃文。一辆汽车渐入视野。我们的心都快跳出来了！潘辛格的老师多蒂开车，后面载着几个返校的学生。我俩马上跳出树丛，站在马路中间挥手狂喊，“停车，停车！”司机别无选择，不停车就得从我俩身上开过去。她摇下窗户。

“没法捎你们，车已经满了，”她说。

“我们必须上车！”我喊着，“看见后面卡车里那家伙了吗？他刚才向我们开枪！”她往后一瞥，看到那个人又开始发动马达。

“上来，快！”她催促道。我们挤到另外几个孩子中间，用力关上车门。她立马加速，汽车向着学校方向飞驰。过了一会儿，后视镜中狂徒的车不见了。我们终于松了口气！

学生几乎没人吃正餐，但总得想法子填饱肚子。首选自然是偷袭厨房，大快朵颐。很快厨房门上加了一把大锁。小意思！我们又挖了一条直通储藏室地窖的地道，继续享受饕餮大餐。学校不停地换锁，却始终没发现地道的秘密。我们的胃口太好，最终导致学校破产，关门大吉。

享受如此极致的“自由”，真的幸福吗？决非如此。我确定，这是我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段经历之一，因为完全看不到生命的意义。反倒是在军校严格的纪律约束之下，我比在这所无法无天的自由学校更快乐。